&esp;&esp;言其重叠，是因为经学博士的“王官之学”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，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，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。

&esp;&esp;因此，汉宣帝及以后，朝廷的重大决策、大臣的谏言建议、皇帝的圣旨圣裁，都要找儒家作依据，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“为贯彻落实……批示”之类。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。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、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，叫作“引经决事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。清末的皮锡瑞对此说了四句话 2 ：

&esp;&esp;“以《禹贡》治河。” 《禹贡》是《尚书》里的一篇，记载了大禹治水、古代的山川河流等内容。汉廷讨论治水，《禹贡》是最高纲领。平晏之父平当，在汉哀帝时期就讨论过；王莽也主持过一次治水的“专题会议”，大臣们都是以《禹贡》为范例，韩牧呼吁道，要按照《禹贡》里记录的九条河流来疏通，哪怕疏通不了九条，能通四五条也不错呀！ 3

&esp;&esp;“以《洪范》察变。 ”说的是夏侯胜根据《洪范五行》，通过天不下雨推测昌邑王要遭遇政变那类事。

&esp;&esp;“以《春秋》决狱。 ”说的是董仲舒和他的后来者们，根据《春秋》的原则来断案，类似儒家对秦汉的律令进行“司法解释”，既然无法取消承秦以来的律令制度，那就重新解释。前面曾说，法家的观念基础是“刑名”，以律法维护名实相符。《春秋》决狱就是把儒家的道理插入名实之间 4 ，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郑玄，影响甚至达于21世纪。

&esp;&esp;比如说，董仲舒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：乙、丙两个人打架斗殴，丙抽出佩剑去刺乙，乙的儿子甲一看父亲要挨刀，情急之下举起棍棒去打丙，结果不小心打到自己父亲身上，把父亲打伤了。按照汉朝的律令，即使是误伤，也属于儿子殴打父亲，要判枭首。

&esp;&esp;但董仲舒不同意，他举了个儒经里的“判例”：春秋时期许悼公（名买）生病，太子（名止）进药，结果许悼公服药后去世了，太子很伤心，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，几年后郁郁而终。《春秋》经文说“许世子弑其君买 ”，虽然用了一个“弑”字，但《公羊传》在解释这句经文时，认为太子的错误不在于进药给父亲，而在于进药过于草率，动机是好的，所以不算有罪。董仲舒所学的是公羊学，所以他平决这个斗殴的案子，就认为和许国这件事的道理一样，儿子的本心是救父，只是措施不够精准，因此判儿子无罪。

&esp;&esp;在这里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：君子原心。

&esp;&esp;就是动机比结果更重要。

&esp;&esp;儒家的这种对于法律的观念，是非且先不论，直到今天仍然有回响。

&esp;&esp;“以三百五篇当谏书。 ”说的是王式用《诗经》劝谏过昌邑王刘贺。霍光废昌邑王，以没有尽责为由屠杀昌邑王旧臣，却认为王式已经尽责，将其赦免。

&esp;&esp;因此，至昭宣时代，儒家已经深刻介入汉朝的政治、法律、日常事务之中，虽然距离儒家“制礼作乐”“圣人为君”的理想还远，但地位和功用已经远远超出叔孙通的时代。即使和后世比起来，也称得上光辉灿烂，与宋明那种“尊德性”“道问学”的心性儒学、个人实践儒学不同，与清朝那种“文字音韵训诂、版本校雠目录”的考据儒学也不一样，与20世纪以来“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”的哲学化儒学更有本质不同。

&esp;&esp;促成这一切的，既有经学博士们掌握儒家经义解释权的因素，也有儒家化的官僚们在治政治事上的实践和努力。当然，还有皇帝的因素：

&esp;&esp;甘露三年（公元前51年）三月，汉宣帝请太子太傅萧望之组织，在未央宫前殿北边的石渠阁召开了一次会议。石渠阁是皇家图书馆，因为藏书所以得防火，图书馆周围就用石头造了一道水渠，风景独特。这地方距离前殿很近，藏书又多，是当时博士和儒臣们常常光临的宝地。

&esp;&esp;开会，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，但这次会议却可以视作汉朝以儒家立法的标志性事件。

&esp;&esp;原来，这次会议邀请的全部五经博士，都是公羊学大儒。但汉宣帝因为祖父刘据爱好穀梁学，登基后格外重视穀梁学，于是又邀请了多家重要的穀梁学大儒。石渠阁内一时云集了帝国最权威、最重要、最有名的大儒们。

&esp;&esp;召集这次会议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体现了皇帝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学者的亲切关心”，这是儒者们乐于看到的。不过，汉宣帝的真正意图，是抬高他所推崇的穀梁学。当然，并不是说他要打压公羊学，而是令两者并驾齐驱，扩大博士的范围和数量。比起谈论灾异五行、主张皇帝要根据天道行事的公羊学，穀